7.3

让我笑出来的首先是珠玑妙算解密码，董卓文先试了试黄色，随后潘乘风大喊：“红色！全部都是红色！”与此互文的是前作《拆弹专家》里，章在山在最后红隧拆线时只有红线和黄线两个选择，他也先选了黄线，结果被炸死。观众们哈哈大笑，“果然，香港想活还是要选红线啊”。还有一处互文，无论在红隧还是这次的复生计划，支持恐怖主义的为何总是一些西方人？他们如此义无反顾，哪怕丧生其中也不退却，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拆弹专家2》比前作好一些，它首先是本雅明和福柯的导读本，最不重要的才是逻辑与美感，咳，哪有什么逻辑，全是川剧变脸，又哪有什么美感，全是五毛特效。公益节目式的开场也见怪不怪，前作里的群像早就格外廉价。人设先是要服务于表达，这一方面上它的结构充分完整，香港在哪、澳门在哪、大陆在哪，一目了然；其次要服务于类型和反类型元素，对于大卫的塑造是像为大反派留悬念，但过早的信息透露其实牺牲了马世军这个角色的能量场。潘乘风与董卓文的感情无比虚浮，他们对彼此的抱怨多于一切；可更匪夷所思的是潘乘风与庞玲的关系，仅凭画面里所呈现的，我不相信他们俩之间发生过任何事。潘乘风的两次转变都显得匪夷所思，时而易怒时而轻信。如果完全跟着故事走向，每个人都会觉得他分明与马世军关系比另外两位主角更好，因此他的终极抉择除了为了过审上映没有任何可辩解余地。因为电影过分在乎表达的结构，于是没有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位真实的人。

另一边，邱礼涛导演不做时间影像，他擅长让所有事情不自然地发生。情节从A点到B点的时间太短，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节奏好（特指逃离医院），但场与场之间的节奏差，大时间跨度设置得太急，插叙也是。从断腿康复训练切到五年后的段落，与马世军捆绑现场切回儿时阿鲁巴的段落放入正向时间线里的方式都有待商榷。人设里的优点是提供了反类型的高潮感，尤其是潘乘风断了一条腿却和健全人没有任何区别，回忆起全片时这件事无比惊喜，也许它有所意指。

插入一下，对潘乘风断肢的特写画面提醒我们，电影的年龄分级很重要，插入结束。那个特写极好，使得这部电影成为身体叙事绝佳范本。拆弹专家本人在影片里变成了呈现灾难的载具，拆弹这件事儿的存在感倒很低，每个人都知道董卓文一定能拆掉那颗炸弹，那场边拆弹边分辨狙击手方位的戏之于全片节奏也有些问题。在前作里，所谓“专家”是个讽刺，刘德华拆不了的炸弹更多，他本人要么当卧底要么当人质，不太像拆弹专家，更像谈判和战略专家；本作里，他更不是拆弹专家，反而是要被拆掉的那颗炸弹本身。这种片名隐喻很妙，拆弹是要维护稳定和安全，但“稳定”和“安全”是要以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的。如果来日拍出了《拆3》，我还会很好奇这个名字会有什么新的诠释。

所谓历史都是当权者虚构出的一份清单，是胜者的战利品而已，但这其中肯定稍微掺杂真实的东西，因此能唬住人。庞玲能够得逞，因为对于潘乘风来说，“想当警察”就是这个事实，“想被用”就是这个事实（笑）。另一边，人民记忆则是历史所不能吞没和规范的场域，影片里作为代表的是董卓文与马世军的记忆——注意，他们分别认识三位潘乘风，而庞玲只认识一位。这个角色是重中之重，替他人改变记忆是她的动机而非潘乘风本人的动机，她声称要“替他”救赎。“用完即弃”的秩序是幌子，“如何做出反抗”统治了一段情节，但这个讨论也随着主动被招安而消失，真正的悲剧是种“自以为可以做主”的幻觉，要么被暴恐煽动，要么被组织控制，误以为每个决定都是自己所下的，不断问出“我是谁”正是源自这通摆布。马世军与潘乘风捆绑play时回忆阿鲁巴和牵手大跳伞显然很做作——实际上阿鲁巴这个片段本身就是人格阉割暗示——但只有一路回忆到最开始，才能稍微想起这个问题的答案，“置之死地而复生”这件事也就不那么儿戏。多么真实的悲伤，“我是谁”永远要由别人决定，否则所谓“我”都不会存在。因此最好的办法还真的就是直接死在桥上，没有追功没有追罚。这并非悲剧，真正恐怖的是“记住我的名字庞玲”，这话让人脊背发麻。

对于香港，个人情绪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历史的书写者是谁”，报纸上只存在了一种声音，本片最终也没能替人们找到自己的笔。 显然这个故事有两个结局，电影里有趣的是，第一个结局发生在最开头，另一个结局发生在最末尾。同历史记忆相同，现实也是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也是可供选择的。可能许多人会选第一个，要不然那些事怎么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