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5-11-05

玛丽莲·孟获 • 东方西方:红色专制的样子

对于苏联红色专制，1990年代的欧洲电影有不遗余力的表达欲望。那是一个墙刚刚倒塌的年代，失散的拥抱失散的，富足的拥抱被伤害的，所有人站在废墟上歌颂自由的万岁，诅咒墙和路障的愚蠢。

　　这种背景下，《东方·西方》的故事线就显得薄弱得近乎扁平。迎合着欢呼的人浪，刚刚终结的红色专制如笼中困兽，引得无数围观与指指点点。它是人类社会一个世纪的漫长错误，一个终于被切去的肿瘤，是一团烂肉而不是虽然畸形仍然五脏俱全的活体。

　　这是所有主流艺术家共同的表达范式——「恶魔终被封印，让我们回忆它对欧洲造成的伤害吧。」

　　于是就有了伤害，纯粹的伤害和更多的伤害。影片中，从归国侨民下飞机的第一秒开始，专制就伴随着大头皮鞋踩在脸上。疯狂、愚蠢和野蛮伴生，反对一切温情、自由和个人主义。这是「共铲伤痕文学」范式般的剧本，常放大红色政权兽性和愚昧的表象——突然而无由的逮捕，克格勃，党证，配给制，黑色皮夹克，烟雾缭绕的审讯室，冰天雪地中的黑色古拉格，无名墙角的处决。

　　而对暴政的铺张的展现往往忽略了暴政的另一面，即身处暴政之中的人的感受。

　　暴政之所以能存在和维系，并非因为自身的愚昧和残忍。更多的时候，暴政细水长流，含情脉脉，润物无声。专制暴政只在最初与最后会暴发出青面獠牙的本相。而平日里，它会聪明地隐匿在幕后。

　　暴政往往是报纸上黑体的承诺与期许，是长期可以忍受的、令人轻微不快的匮乏，是工会聚会上的同志情谊，是官僚机构的低效和繁复，是每一句的“这事我们没法帮您”和“您的申请已经交上去了，请耐心等待”，是每个消沉疲劳的傍晚街边的面包和伏特加。最后，在温情脉脉的暴政中，幸存者放弃了自由幻梦，在宿醉后的呕吐与眼泪里接受部分现实。嚼着面包，喝着烈酒，参加集体劳动，领取微薄报酬。生活被安排好的一切填满，亦步亦趋地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红色暴政之所以能结成愚蠢、反智而空前强大共同体的化学键，正是因此。共同体的每一份子都自愿接受暴政并乐在其中。

　　所以「共产伤痕文学」幼稚而危险。这种内容对于暴政的表现不仅「去复杂化」，更多的是「去危险性」。暴政看起来，手法与俄罗斯黑帮并无二致。而暴政内核的精神漩涡则被省去。这就类似《冷山》终究只是一部南北战争背景里的爱情故事，而《与魔鬼共骑》才更能表现美国内战层次丰富的内核。「伤痕文学」仅展示伤痕，聪敏的观众却要期待手术刀的解剖。

　　p.s. 《地下》就是这样的，手术刀式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