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12-16
| • 云上的日子:四个故事——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不曾存在的爱情故事
9月底，平原的夜来得十分轻巧，车前灯不经意亮起时，白天就结束了。夕阳在砖墙上撒下一片魔魅的光，那是城市极抽象的时刻，那是女人出游的时分。宝谷许多城市的女人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族群。男人为了见她们而等候至黄昏。这些男人非常喜爱金钱，也非常狡猾懒惰，迈着沉闷的步伐。如果金钱叫他们不安，那么女人则抚平他们的不安。在宝谷，男人带着嘲讽爱女人。日落时分，他们看着她们走过，女人也知道。夜晚，你看见成群的男人站在人行道上谈天。他们谈女人，或者金钱。
我想拍的电影是有关在费拉拉那地方一男一女的古怪奇遇。只有不是这个城市土生土长的人才会觉得奇怪。只有费拉拉的居民才能了解一段持续了11年却不曾存在的关系。
这部电影最初的构想和我现在要说的不一样。是某次通宵在街角闲聊时，有个朋友所提议的。那是个出了名的街角一一沙瓦南罗拉大道和普雷索罗大道交会的地方。我们的头顶处有句纪念性的铸语：“在此，最卓越的诗人兼语言学家艾可雷·狄·提托·史托罗兹在夜色里惨遭袭击倒地。1508年。”这是另一个故事。
在朋友的故事中，主角是个年轻人，他爱慕一个女孩子，可是那女孩并不回报他的爱。不是她不喜欢那个年轻人，其实正好相反。直觉叫她说不。然而年轻人还是继续追求她，顽固地追了几年。城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紧跟着这对男女的进展，不时在谈论他们。可是女孩坚持要拒绝他。直到有一天天气很好，她投降了。年轻人带她去他的单身公寓，脱掉她的衣服，她让他做了。她变得驯服温柔。他准备好要拥有她。就在他要做的关头，她退缩了，对他说：
“我打败你了。”
她穿好衣服，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就离开了。
这句加强语气的讥讽语注定要在费拉拉爱情韵事的纪事上大出风头。从这句话开始，这两位奇怪的爱人的故事才真正开始。
除了在街上不经意的相遇之外，两人之间不曾见过面。但对每个人而言，她仍是他的女孩，他是她的男人。两人都有其他的奇遇、其他的情人，但两人都没有结婚。总而言之，或者拆穿了说，两人互相以抽象的忠贞酬答对方。我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就一直如此。
我碰巧看到吉尔塞培·拉伊蒙迪的书《爱蜜莉亚记事》，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故事与那件情事十分神似。也因为这样，我的职业习惯使得我想出第三个故事来结合两者的精要部分。我把故事写下来，还借用了拉伊蒙迪的一些话。文学是禁止如此的，但电影则否。因为在剧本里，文字若不是用来做对话用，而是描写内心的情境或意象的则不算，它们只是暂时被用来记载拍电影时需要知道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允许自己接受过去的诱惑。银幕总是在玩弄历史。有些导演成功地把他们心目中的历史景象拍得真实可信，他们是爱森斯坦和黑泽明，拍《安德烈·卢布列夫》的塔尔科夫斯基，或者拍《马格达列那·巴哈》的史特劳普，及拍《路易十四的权力印鉴》的罗塞里尼，或拍《2001年：太空漫游》的库勃里克。但是，这件最近的事，回忆触手可及。最重要的是，我对根据幻想的纪年史来处理费拉拉这个主意颇为心动，其中一个时期的事件得和另一个时期的混合。因为对我而言，这就是费拉拉。
西凡诺走进电影院时，差不多是五点钟。这是一家老戏院，刷绿的墙，布满陈旧发亮的光泽，叫人想起青铜的绿锈。放映的电影是一个爱情和政治的故事。不管有没有爱情，西凡诺都喜欢政治电影。他已经看了两遍《一代奸雄》。第一卷影片放完时，灯光大亮。每个人都在张望，西凡诺也一样。好奇和挑衅的目光交错着。其中一道目光振奋了西凡诺，激发他回顾。在死寂的中场休息时间，那存心淘气的眼光暗示着向他的召唤。目光来自一张并未透露年纪的脸孔，超过30岁吧！那女人张望着也让自己被他人张望，好像在问：你不记得了吗？
西凡诺混乱地记起来。当时每件事都顺着他的意思，连脸孔也如此，而这张脸他却无法定位。但室内再度恢复黑暗的时候，一阵强烈的感情涌上他的心头。在陈旧的一年结束尾随着全新的一年，11年了。忽然之间，那个模糊的费拉拉女孩新古典的侧影回到他的眼前。
一个11月的早晨，一列小火车穿越平原朝珊蝴礁去，那些地区的海变得很丑陋。可怜的太阳，那些工人正等着它，等它升起他们才可以加长排水沟。一个火车站，一辆出租汽车，一条泥泞的道路。路上一个女孩子牵着脚踏车朝他走来。西凡诺停下车来免得溅起泥浆，女孩转过头谢他，声音缓慢而严肃。
年轻人在城里的小酒馆留宿，现在那儿已改成吃饭的地方，他下来吃饭时看见女孩在那儿。有些桌上有桌巾，有些没有，工人们坐在后者旁边。他们边玩牌边吃南瓜子喝酒。西凡诺走近女孩，他们开始攀谈。然后沉默地坐了好久，之后，他们一起走出去。即使月亮也在助西凡诺一臂之力，白色的月亮散发着烟霭像是不透明的窗户。两个年轻人又开始交谈。他说了些自己的事，她告诉他她的教师生涯和贫困的童年。她叫卡门，24岁。他们的话里有些感伤，但并不多。在湿热的夜里握手，把别人认真地当一回事是很愉快的。珊湖礁的水是铁的颜色。他听到一声枪响，那表示偷鱼贼被发现了，正被追赶。
两个年轻人极为自然地亲吻，又恢复谈话。他从来不曾遇到一位能够如此自然地坦诚而谈的人，他也从没想到可能会是位女人。而她竟也对一个男人有那么多话可说。这里的人并不多话。实际上，当他们回到旅馆，她也被安置在一个房间里，他们沉默不语，好像话都说尽了。在楼梯上，他想说几句开玩笑的话来驱散正在发展的浪漫气氛，或想证明他的耐心，那也是爱的征兆。当他问起女孩的房间在哪里时，她坦白地回答，在右边的最后一间。然后她走开，把大衣腰带束紧，一个叫她更苗条更谦卑也有些屈服的姿势。她在门前回过头来仿佛在说：我等你。西凡诺从远处对她一笑。
接着他进入房里，很快乐也很平静。他用冷水洗脸，开始宽衣，什么也没想。连他也不晓得为何那女孩给了他那么强烈的男性的满足，或者他现在的心情受到她很大的影响。他好几次开门出去，想去女孩的房间，然后又一次次地把门关上，心想这样太快了，要给她时间才公平，表现得没有耐心就不够男子气。他的行为有历史为之辩护。我们得记住他出生的城市全然丧失了意志力，多少个世纪的控制，也就是教会的控制。
西凡诺躺上床，进入梦乡。夜轻盈地流逝。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下楼到大厅。他们告诉他那年轻小姐还在睡。西凡诺想起花，可是沼泽不长花。他看见餐具架上有盘梨子，便告诉经理请他把那盘梨子送给那年轻的小姐，附上一张他写的字条。
那时候费拉拉有股神秘迷人的气质，混合了漫不经心和贵族的气息，把自己奉献给当地的居民，也只限于他们了。农人每个礼拜一聚集在教堂广场做生意。活力十足的三方握手结束讨价还价。第三只手是中间人的。之后整个礼拜他们就消失了，留下模棱两可而聒噪的话语和陈旧的诉讼飘荡，把律师养得肥肥的。律师都工作过度。人们尊敬他们、畏惧他们。其中一位是地方报纸的剧评家，他和其他几位专业人士总是出现在县长邀约的名单上。那时县长被视为第一公民，常常在宫邸举行舞会。被邀请是一项恩宠。每年佛罗伦萨骑士团都会主办赛马，最后一天是阿拉伯马背竞技。那些阿拉伯人来自利比亚一一当时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他们穿戴白色的头巾和衣裳，骑着小白马，在滚滚黄沙中挥舞着月形弯刀。也有阅兵表演，因为是慈善演出，贵族也来参加。近黄昏的时候，较低阶层的女孩踩着脚踏车离开工厂，她们的裙子在风中飞扬。有许多女孩很漂亮，漂亮是因为快乐，快乐则是因为她们要去会见在旧城墙上或城墙后苎麻田里的男朋友。绿色的苎麻花扬起春情的花粉落在城市里，叫人茫茫然。连法西斯主义者也发昏了，陷进地方各种猥杂污秽的酒色里，模模糊糊是方德主义的性情。
我想深入这个主题，但是那时我的制片和我意见相左。他们特别喜欢年轻的中产阶级打网球、游荡在城市里那些复杂的寻宝活动、沿着波河乘汽艇,或者在庞德拉哥古罗对面河中央既有异国情调又有无边春色的比安卡岛度周末。那时，那条河开放了，那个岛也露出水面，像是亚马孙的一片丛林。
就在这一期间，法西斯主义显示某种正常化的趋势，偏好适度的改革，例如电影里的白色电话，受欢迎的舞厅恰如雨后春笋，商业也兴隆起来，可是艺术家缺货。一位名叫德·文契兹的画家花了不少精力绘制城市和城市周围的风景画，这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这些风景画笼罩在高更式的蓝天下，点缀着朵朵的玉米粥。那些玉米粥是云。很少人去看他的画展。 那时艺术在费拉拉是属于过去的事。
当西凡诺羡慕地看着和他同年纪的年轻人拎着网球拍走过, 同时也直觉涌起距离之感，使他立刻忘了他们。而且他正爱恋着一位他难得见面的女孩。他立刻爱上这位他从来不曾拥有的女孩,他不曾拥有她是因为出于愚笨的自尊心、受诅咒的拘谨、单纯的缺乏意志，或者出自愚昧一一他的城市特有的安静的愚昧。他听人说起那女孩。这是个小小的省城，关于卡门的消息像磁石般的吸向西凡诺，反之亦然。温柔、焦虑、嫉妒、苦恼一一各种表示男女分享生活的奇遇，这两个情人却全然各自处理。
但渐渐地，根据时间和距离的定律，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张力松懈了。例如，西凡诺搬到另一个城市阿德亚去，卡门则听任学校督察把她从一个村庄调到另一个村庄。她有个孩子，两岁时夭折。
戏院里灯亮了，电影结束了。大家急着离开。西凡诺在入口等那女人，看见她时就走上前去迎接她。不需多话。好像他们几天前才分手。没有暗指的过去。突然升起的一阵急促焦急，此时此刻紧钳着他们。他们立刻到她的住处。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前面有些白杨树，白杨树下有些咖啡桌。里面一一是个男人的房子。太像男人的房子了，若不是怕见到妒意，西凡诺会马上开口相间。所以他限制自己观察卡门。这个女人穿着比较讲究，这令他心生不悦。他向来喜欢褪色陈旧的西装，那种不会装饰也不会添减身体姿色的西装。卡门穿的这件西装紧紧贴着她的曲线，突显她脸色里某种倦意。
白杨的绿意从窗外涌入，带着一股湿意。西凡诺和卡门都觉得饿了，她做了些东西。他们吃东西时，起风了。白杨间的谈话开始。但他们俩沉默无语。也许他了解一旦打开了话匣子，他们的话题、他们的问题会粘上难以忍受的重量和不同的感受：悔意、死心、失望、惋惜、愤怒，会代替他们现在所沉浸的甜蜜。他们觉得沉溺在甜蜜里好像沉入高脚杯里似的。卡门告诉他，她刚从前任情人那儿收到一封信。她的眼睛湿了。她看着西凡诺，好像想说你不像或你从来不像那样。她把手递给他，让他握住，然后笑出声来，也许在笑她自己或在笑他们横在火腿蛋上的两只手。
事实是他们的故事联结着那么多无意义的时日，不管他们察觉与否，就在此时此地与他们同在。要赋予他们现在活着的这个时刻意义是需要他们俩都欠缺的想像力：得要一一发明——那些所有的分分秒秒、姿势、话语、墙壁的颜色和窗外的树和屋子前墙砖块的排列。
但是西凡诺所能做的就是朝女人走过去，走到她背后，犹豫一下，弯下身吻她。卡门举手推拒，动作犹豫，含意正好相反，但西凡诺退缩了。
能说的不多了。西凡诺选择离开便是其中一项。可能是因为卡门在厨房待得过久。西凡诺走下黑漆漆的楼梯，出了大门。他抬头看着空荡的窗户。两个男人坐在咖啡桌旁，前面放着两碟冰激凌，他们回过头来看他。若不是那两位证人和一个女人的名字“玛维娜”不断在他们的谈话中出现，西凡诺会走回屋内。他一心想要回去。当他走开时，觉得自己像个演员饰演别人分派的角色。
他走的街道，行人绝迹，史托罗兹被刺身死的时候，这个城市所有的街道必定也是如此。他的尸体第二天早晨被发现，裹在他的披风里，被刺了22刀，头发都被扯光了。13天前他娶了芭芭拉·多雷丽，和她住在一起。一般的谣传怪罪于艾思特的阿方索公爵，他一直爱着芭芭拉。可是巴洛蒂在他的《费拉拉士人历史记事》中加强了公爵嫉妒妻子波吉亚的论调。事实上是教皇朱利亚二世因为阿方索和法国结盟而怀恨，在艾思特大使面前痛斥他许多行为，其中还为史托罗兹之死责怪他。
但这就像我早先提过的，只是费拉拉奇遇中的一个故事罢了。
女孩，犯罪……
一开始吸引我的是她的眼睛。我也喜欢她身材的比例，她的身体往后弯曲，臀部一边靠着柜台，双手交叉在胸前，手肘前段是只长长白皙的手，静止不动但蓄劲待发，要做出叫人不能不注意的姿势。
眼睛很明亮，但目光黯淡。那黯淡的目光跳进你内心并留在那里。我忍不住想象它们在大银幕上的特写。这是很普通的一个镜头，但普通的镜头是一张许可证，帮助我进行，这是流行的假设。那眼睛不是真正看着我，而是扫过我，好像在找并不存在的东西。这个目光漂浮在沉重地悬挂在店铺顶上的休闲时光里。
女孩穿着一件蓝色的水手毛衣，城里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毛衣。这座小城坐落在翠绿的山脚下，依傍着满布白船的小小的半圆形海湾。服装店在左边，面向着海。打开店门，就可以看见船的桅杆不耐烦地摇摆。店里还有另外两个女孩，一个没那么年轻，大概是店东吧！另一个显然是店员。她们全都穿蓝衣。
店东走向我。
“我能为您效劳吗？”
不仅是走过来的方式，而且连口音也有些英国式。但我的答案却是意大利的对不起。
“只是看看。”
我回去继续留意那个靠着柜台边的女孩。她不知道我是为了她而待在那儿的。她几乎不知道我在那儿。一件破旧的“雨衣”走进服装店只是一件雨衣。身着雨衣的男人，除非他的外型特殊，除非他买东西，不然没人会注意他。那女孩做梦也没想到几分钟后，神秘的情况会降临到她身上，把她推出去，置身于陌生眩惑的世界里。她在那个顾客的股掌间，而她并不知道。我观察她时，她斜眼瞄了我一下，没有停下和其他人谈话。我努力想像那张脸之所以上相的原因。上相的标准没有定论。通常一个人如果前额宽，眼睛距离稍远，鼻子小巧，下颚不要突出，就很上相。但是明星的历史净是一堆例外，这个标准便十分可疑了。她的嗓音悦耳，嘴唇移动灵活，笑起来不会露出牙床。我立刻替她配音，顺着她嘴唇的动作说一句剧本的台词：
“我24岁，我后面有一具绿色的凉篷。你还想知道什么？”
生物学家说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学来的。这提示了：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演戏。这女孩已经在演戏了，他们一定告诉过她在店里的举止必须冷漠冷静，避免分散顾客对货品的注意力。理想的店员应该附属于她身旁的物品，不应该吸引顾客要分给货品的兴趣。她吸引我的兴趣十分正常，因为我的职业就是把人摆在他所处的环境里观察。所以我可以忙着观察那女孩，无须违反我的角色，无须引起怀疑。我在店里，游走在衣架上的西装、衬衫、皮带、皮包、领带前，倾听我背后的声音。从占满墙壁的展示橱的玻璃上，看见那三个女孩的身影，还有我自己的，依据我的位子移动，转变不同的角度。因为橱窗内的衣物和颜色改变，好像那女孩也不断更换衣服和背景，这对我很有用。
忽然，声音被打断了。店东走出去迎接一个背对着门的身体，大概是个女人。轻微的嘈杂声灌入店里，接着一片沉寂。
在沉寂中，我觉得那女孩的分量明显地增加。她没有移动脚步，但她回过头来，给了我一种模糊的信念，我感觉得到一股懒散的活力。怪异，那正是我剧本里人物奇怪的特征。她是个女孩——剧本里的人——外表文静，可是活泼性感。一个把手放在扶手上时会注意自己的手的人，穿上睡衣时会注意自己小腹的人，会抚摸触碰自己，相信自己是理想、爱情的活意象，值得获得爱情，但心底会感到不应该太依赖这个想法。从她独自一人生活开始，她除了保护自己，什么也没做，又说不出来对谁保护自己。她混乱地意识到，即使爱着他们，男人还是她的敌人。若要和他们住在一起，她就得明显浪费一连串没有明天的今日。所以她学会把自己的脆弱当做这世界上惟有的真实，其余的或许是真实或许不是（这是剧本里的话）。
我思考这些时，正坐在一家咖啡店里，面对被季节遗弃的海湾。我一离开服装店就坐下，虚构一个我没有的习惯，以便静静回溯，理出心中的头绪。同时我任目光溜达，从周围的环境和其他事件的组合中寻找刺激。
下午四点，太阳出现在这个城市里。少许的阳光滞留在房舍的前方，把山顶的树木突显出来。小城的上空洒着一片绿光，像移动的脸一样模糊不清。这些脸上有着无比的嘲讽，因而减弱了它们的戏剧性。
就在这光线里，那女孩模模糊糊地站在咖啡厅前，大概十来英尺远，无心地看着我。她停下来和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他出现的时机再好不过，让她有机会静止。她不时扯着蓝色毛衣，无疑是受到他的粗俗影响，甚至还表现出来（大概吧！）。我想她陶醉在一种平和的满足里，因为她觉得被注视的方式不比寻常。但她已经准备好抓住时机把静止转化成不同的、更活跃、更有利的一刻。她的头向右歪，做出像其他女孩子一样的表情，并非没有原因。她不想表现粗鲁，所以才慢慢来。每件事都得做得恰到好处，就像她们店里教她的一样。
在户外，她看起来更漂亮。不像和她在一起的年轻人，她没被晒黑，皮肤白白净净的。如果我能把意象和香气这么不同的现象结合在一起，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她是香喷喷的。但我没有时间细想。那女孩兴高采烈地离开同伴，用一个姿势打断他，坐在我身旁。有几分钟，她没说一句话，她甚至不像在等我打破沉默。而此刻她就在这儿，我知道一个仪式正要上演，我没有催赶的动机。我强迫自己等候所有的事都根据仪式的方式进行。
然而，每件事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以对话开场：
“我想我坦白告诉你比较好。”她冷静地说，她有些当地的口音，所以显得不太一样，“不管如何想，我宁愿告诉你我是谁。”
“我也喜欢这样。”
“我杀了我父亲，我刺了他十二刀。”
紧接的沉默是全面的。我们里里外外的每样事物都是沉默的。我相信她的内心也是如此。她一定常常在心里重组那个景象，每次吸走一点，擦拭一点。我转而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她举起手把头发往后拂，然后双手合拢好像在祈祷，注视着在港口滑翔的两只海鸥：一只抓住猎物，另一只停在水上。
“你为什么杀他？”
女孩子耸耸肩，她的姿势、她胸脯的动作混合在姿势里，比任何答案都清楚。
“什么时候？”
“一年前。”
“你被释放了？”
“嗯。我服刑三个月……接着审判。他们判我无罪。”
我看着海，海因为影子而暗下来了。我想：
“刺了他十二刀！”
但我在思考这个时，也开口说话。我说：
“你数过了？”
“他们数的。”
“在哪里发生的？”
她指着服装店，手势留在半空中。她要确定我明白就在那儿发生的。
“通常是良心不安而回到犯罪现场。”她说得很慢，有丝嘲讽，“为了刚好相反的原因，我回到那里，就住在那里。”
她暂时打住，一个擦拭清除的动作。
“你要走还是要留下来？你今天晚上想见我吗？”
我们当晚的会面为下午的会面增添了一些事。不是我想知道的细节，或动作的资料，或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不记得了。”这是她回答我的问题的答案。
第二天黎明，我又来到咖啡店，挑了张没有露水的椅子坐下。我到那个地方找寻一个角色（被一本服装杂志上的照片吸引），结果找到一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让我不能思索其他的事，连自己的事也不想。她刺了他十二刀。我自问如果她只刺了他两三刀，那实情和假设之间的区分是否就少了些？
但这不是我寻找的答案。叫人困惑的是别的事情。我觉得刺十二刀比两刀三刀更熟悉更亲密。
六点左右，太阳的第一道光从海上来，抚摸着椅子。忽然所有的事情都明明朗朗了，好像阳光下的海、海湾边的房子和其余的一切都一样。那个叫人毛骨悚然的数字里拥有那个故事所需要的一切，真实就在其中。不仅犯罪原本的实情，或是像我自己这样的外来人，或者任何人的都在其中。
我还明白了另一件事。我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带给我电影构想，同样是这个构想把我带走。除了对自己说谎，我不可能重拾自己的故事。那女孩明媚的目光在我进店时震撼了我，以悲剧的讽喻留植在我心中。我曾在街上的行人脸上看过相同的讽喻，阳光下相同的讽喻现在正抚触着万物，落在万物上，如同乔伊斯的雪，落在所有的生物和逝者身上。
怀着乔伊斯庄严的想法，我慢慢站起来，走开了。我又累又恼。好像我刚拍完凶杀的场面，但不是十二刀，我决定三刀就够了——为了谨慎起见。”
不要试着找我
玛塔离开的那天和往常很不相同。玛塔的离开是件很特殊很果决的事情，会永远钉在一人的记忆里。仿佛那样子还不够，那是个蠢透了的日子。有雨也有太阳。你看不见它，你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可是光线就在那里，而且亮得很。连雨也很狂暴。阳光如暴雨。客厅的窗户大开，阳光照进来，以云的速度缓慢滑过地板。另一方面雨则停在窗台前。
最令他吃惊的是他自己在半空荡的房间里的脚步声，微乎其微的回音尾随着他。起初那回音不在那儿，起初所有的声音像他的妻子都走掉了，像载走部分家具的卡车。声音走了，静默抵临。
她尽量养成一些习惯，却无法避免对声音的癖习。从他模仿远处钟塔的钟声而赢得赌注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像小男孩一样注意倾听。卓越的听觉对他而言也是一项发现。很快地就引发另一项发现——声音的奇迹。为什么一块铁敲打在另一块铁上会发出听得到的波动呢？为什么这些波动会消亡，而不会漫无目标地址空气中扩散呢？那些波动的感觉是如何在我们的脑海里转译成声音的呢？总之，什么是听呢？在学校他们告诉他色彩没有明确的性质。可是声音有。从那时起，他的日子就由声音代言。每个小时都有它自己的声音，细细地感觉它、分辨它，直到变成习惯，然后变成他的工作。坐在控制台前，有四十八个频道、记忆库、电子合成器之类的东西，整天沉浸在那些精致得叫人着迷的声响世界里，在一个年轻人的社会里批评我们的年纪。
甚至连电话的铃声也有不同。大部分是有冒犯性的。不是玛塔打来的，是某人向他要住址，要寄给他什么……
“拜托，什么也别寄给我。”
过了一小时，他刚从浴缸里出来（他原本毫无理由进浴缸的），又是一串电话铃声。是她。他第一个念头是“她从哪里打来的？”他问她，可是她不愿说。他的第二个念头是“她把电话挂断后，我去哪里找她？”
玛塔在电话上的争论全部针对于这一点，今天或明天，有什么分别呢？他们都知道，他们常常告诉彼此这一天会到来。他们不是明明知道吗？所以呢？所以个鬼。经常模模糊糊地想说一回事，发现自己得面对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事实是无情的，它们才不在乎我们，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痛苦。或者他无能的感觉，他整个自我的崩溃。那正是奇怪的事，他的自我，而不是他们的关系。
这次电话讲了五分钟。现在他就在那间半空的房间里，和他的整个生活面对面，冷漠得好像那是别人的生活。
他怎么会在此刻想起那个不知何处去了的小男孩呢？
一定是沉默——声音的缺席——让他牵肠挂肚。尖叫、绝望的呻吟，东西丢弃的跌撞，他在地板上笨拙的脚步，吱吱作响的玩具第二天变成玩具残骸。他的名字忽然无端被刺耳的声音大叫出来。他也学会如何弹舌头，他觉得那样有趣极了，感觉到别人看他的那一刻，真叫他得意。要浪费一天是不可能的，他特别喜欢在乱糟糟的假日里那样做，一点儿都不像浪费。
他从不后悔没有小孩。真的，第一次抱小孩在手上时，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像阅读教科书一样研究他，是一本他不喜欢的书。那些爱孩子的人迟早总会看出一些美的东西。那笨拙的小身体，那些动作记述着他不了解的逻辑，还有那些含混的话——“睡衣”说成“水水”，“故事”说成“故叙”，“玩具”说成“具具”，“眼睛”说成“眼眼”（他总是犯相同的错误，那孩子结结巴巴吐出一些声音，显然从不知道那个音的意思，是谁教他的呢？玛塔看着笑道，当然是你，家里只有你那样说话）——他发觉这些家伙既不优美也不亲昵，只是叫人反感，无可救药得缺乏典雅。可是对玛塔而言，每件事都是应该的，也就是说正常的。当她对待小孩子，和他说话时，好像他是成人；不像其他母亲对待那个年纪的小孩，她不造作，也不说哄娃娃的话。
站在窗前，双眼紧闭，他倾听雨停下来了，从眼睑处他感觉到太阳出来了。任何天气都适合玛塔：阴天、晴天、雾天、雨天、雪天，还有其他不是这也不是那的那种天气。玛塔是个年轻的女人，拥有空荡荡的过去和空荡荡的未来，像母亲一样什么也未曾遗留下来，只留下成人想法中的未来。她毫不怀疑，从不发问，也免除自己问问题的麻烦。她的希望全部集中在儿子身上，其他什么都免了。
当她倾听他的声音时，他一遍又一遍地说那也是他的儿子，有一天他觉得他们的血缘比以前更淡漠时，他确实大叫了起来。可是那小男孩混乱和急躁的原声带抹去他的良心。那个小东西把他的生活变成不和谐音，和他生活冲突。他对自己成人的生活方式流畅得像要泛滥的河水，感到很快乐。好像他的儿子在检查水流。一天夜里，他突发奇想：也许他和他的儿子毫无关联。那是个荒谬的想法，可是加上荒谬的愤怒，变成顽固的信念。怀着连他自己都认为可恶的谨慎，他开始求证他的疑念。他小心审视他的儿子，一年一年地回顾检视，看看每年的行迹是否留下可辨认的标示——那些他认为是自己天生的特质，他生理的特征。结果连相似的影子都没有，他觉得和那小男孩生疏起来，并且讨厌他。那男孩日后终会长成的那个男人，他们两个都一样。从那时起，他开始回避他们。在家的时候，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在别的房间的小男孩，他在心里把小男孩的存在和车辆来往的噪音混在一起。
同时，不知不觉地，他更注意也更爱玛塔。他不了解他从儿子身上撤离的注意力和爱也发生在她身上，她撤退了。
某天下午，她和一辆卡车回家，把一些家具和两个皮箱装上车，走了。连一声低语也没有，几乎是偷偷摸摸的。一个小时后，她在电话上告诉他为什么。在别的时候，他会知道如何回答。可是独自在那儿，在那回荡他自己话语的空虚里，他无话可说。所以两人都沉默不语。四分钟对话，一分钟沉默。纪念他们告别的前奏。
这部电影是那五年和这五分钟的故事。片名可能是《不要试着找我》，她在电话里最后说的话。
这污秽的身躯
我所借过又不曾再借的书中，有一本是我最想重看的。白色封面，黑色标题，看起来像墓碑。因为书名也是如此，听起来像墓志铭：《我的喜悦》。是位闭门潜隐的修女的日记，修女是美国人，隶属卡梅尔教派。我对苦行不感兴趣，对非理性也不感兴趣。但我相信单单只用理性是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例如理性就无法解释出世的潜隐。
我想尽办法说服一位深具影响力的僧侣让我假扮成石匠，得以进入一所遁世的修道院。在这数道墙内过几天生活，去呼吸使那些弃绝生活的女人所存活的空气，这对我像是第一步。那位僧侣欣然同意，而且还找对了地方，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的一所小修道院。但他并不认同那些修女是弃绝生活的女人这类说辞。他是个有所修为的人，进退维谷的窘境逃不过他的眼睛。一方面，所有的事物都赋予我们为何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在否定这一切有其意义。而更甚之，是深切地鄙夷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感情。
他们（那位僧侣和其他人）解释遁世的修道院是祈祷、牺牲和爱的社团。如果想在现实世界中证明这三个名词存在与否，我们就得祈祷、牺牲和爱的意义。遁世的修女在世上集结是有其渴求，可将之诠释成和上帝对话。好像有一千个理由显示把生命耗费在自愿性的隐居根本是徒劳无功的，全力奉献以救赎世界的本质也是虚幻的，其实这是逃避这世界最绝对的方法。然而，在宗教的旅程上，事物是否有用并不能依据我们对现实的观感或就我们的习惯来衡量。如果这些修女选择的是拒绝回答这种戒律的话，那她们又能给予什么样的答案呢？要了解她们的生活，难就难在不能依赖戒规的严厉或者她们体会戒规的方式，而是依赖我们——我们不愿停下来去思考她们经验的神秘性。
这不是新鲜的话题，但我也不想争辩。其他人也曾说过更权威的论述。而且，这种争论会把我们带离主题太远，可能跑到印度或更远的地方。16世纪时一手创建卡梅尔教派的圣特瑞莎提到她在祈祷时的狂喜，好像灵魂并不在躯体里，所以躯体停止了自然的热度，逐渐变冷，她只是说明一种类似印度神秘主义者打坐时狂喜入迷的状态。当时东方人修行的目标显然和西方神秘主义者相同——自我的灭绝以及和上帝合而为一。荣格警告过我们，会问这种问题是因为心理学的目标。好极了，我记不得是谁曾说过，除了个人的疯狂之外，啥也没有。如果每个人都疯狂了，那就是每个人都神智清明。何况，吸引我的毕竟只是遁隐生活的外表——我甚至敢说是视觉上的。也就是说，严厉的戒律令人窒息，甚至荒谬。
早期赋予遁世修女的渴望而饱受苦难和羞辱的特性已经消失了。现在没有修女会把脸埋进粪屎里，或用擦地板的破布来清洗姊妹的舌头。修道院已经现代化了，修女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女人一样。我把这个问题塞给一个修女，她说：“我们当然像其他的女人。处女、奉献的女人、结婚的女人、为人母的女人……就像肉体一样，人也可以给予精神上的新生，正常的母亲给予孩子形体的光；精神的母亲——如果她是真的——就给孩子另一种光，一种没有夜晚的光，上帝的光。我知道这对你来说简直是虚言妄语，其实不是。有一种爱的方式很纯洁，不为自己求些什么，只求别人好。贞洁就是这种爱。”
尽管现代化了，有些非常严厉的戒律依然留传下来，例如晚间祷告和在复活节期间斋戒的戒律。如果修女想鞭身或穿粗麻布或马布衬衣，她可以自行去做。从访问的14家遁世的修道院中，我阅读了解的印象是，连私人的友谊——被圣特瑞莎称做“忧郁的事情”——如果在谨慎的限制范围内，也被容忍。在从前，修女要是违反这些限制，就像叛教一样有罪，是要被关进牢中的。今天她们不会再被关进监牢了。这在一些文字记载里提到，但只存在公元1500至1700年之间，在那之前之后都没有。现在不再引用惩戒的方法了。如果修女犯错，院长会利用谈话纠正她，如果她继续犯错，院长就为她祷告，但不再进一步。也就是她们坚持爱，坚持怜悯，给受苦者同情。
另一项仍然有效的戒律是修女不准在服装、床铺或自己的东西上铺张色彩。如果院长看见修女系着一件什物，她会要求把东西拿走。从前人们还禁止触摸修女，或者进入她们的居室。戒律要求每个人独处。禁止谈起在餐厅里拿到的食物。我在一家女修道院时，掀起盖着修女饮食的餐巾，下面躺着一个番茄、一块面包、一片柠檬，还有一个苹果。这是一家以严厉出名的修女院，在那儿，沉默是另一条戒律，心里的祷告胜过口头的：即使有声音也必须沉默。圣特瑞莎建议：苦难或死亡应该是我们的欲望。
这段冗长的前言代表着日记里一段记事的内容，我想以此开始我的电影。想起这段领悟，我添加了一些色彩，但我尊重它的真实性。
今天我又问自己怎么会被这类主题吸引呢？我相信是这个记事最后的结语唤住了我。那个句子在主角的心里燃起飘忽的光，让他瞥见一座深渊，从中升起的不是在许多深渊里升起的那种永远之感，而是俗世的景象。一座花园深锁在危墙之内，充塞着无用的花朵。苍白的修女常常生病，但是充满肯定上帝之爱的喜悦。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和明亮的太阳，像是可恨的讽刺。
圣诞节前夕，一个多雨芬芳的黄昏。“芬芳”不是电影的形容词，但我相信电影连这种感觉都可以弄得出来。那天太阳落在远方那看来无害的云朵背后，在雨后有一会儿时间才落下，歪斜地打在墙上。那气味是湿灰的泥墙和柏油的气味。
一个男人走下一座雄伟建筑的台阶，穿过庭院，打开正门。他没走出去，站在那儿看着街道和天空。他很年轻，30出头。那天快要结束了，是个快乐、活泼、刺激的一天。菲兹杰拉德会说这是充满想像的电报不断的一天。即使连他背后的脚步声也有其联系。他回过头，是个面带笑容的女孩请他让路。年轻人让到一边，女孩经过他身边，开始往人行道走。她穿着一件并不暴露身材的雨衣，也许是副好身材呢！她步伐很大，很平稳，无声无息地走开，像无数电影一样。当她走过年轻人身边时，他想抓住她的目光，但没有成功。他不能说她在逃避他的注视。她只是把眼睛转向别的方向。
同样自然的，她让他追赶上来。她并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作出恼怒的姿态。连年轻人——现在在她身旁——也没有向她搭讪。如果她认为他讨人厌，看一眼，就够清楚了。但她没有抬一眼。那正是件奇怪的事，她一直没看他。她不需要由他的脸来安定心神。这个奇怪的女孩需要的不是安心。她浑身好像散发出一股近乎冷漠的沉着，一股冷静布满她周身的空气，布满街道，实际上，年轻人没注意到雨，也没注意到气味。他们之间的对话也一样沉静，问题也是，“你要去哪里？”答案是：“望弥撒。”“几点呢？”“快午夜的时候。”“我们快点好吗？”——她说。好像年轻人要和她一起去教堂。
教堂里人并不多，但这些人给那儿添加了不寻常的生气。等候仪式开始的时候，他们聊天、说笑、交换远方来的问候。奔跑的孩童、咕哝的老妇和从滑雪坡晒黑回来走上走下的年轻人，匆匆寒暄。声音部分是压低的嘈杂声，由尖锐的几个音加强重点，那会使录音机仪表的指针跳起来。
女孩在另一排空着的板凳上坐下。动一下手，匆促的一瞥，让她的同伴明白她宁愿独处，然后跪下。整个弥撒过程，她始终是跪着的。
年轻人是不上教堂的，他根本不信。他看着那个身影以祈祷者的态度蜷曲着，动也不动，然后等她移动，等她转头。任何表示兴趣的征兆都会是莫大的快乐。但是征兆没有出现。年轻人放弃守候，任他的心到处游荡。那些人，主持仪式的僧侣，夸张老旧的吊饰，圣乐团一成不变的声音。接着是出人意料的沉默。高举圣饼时要垂下眼睛，他老觉得不自然。圣餐杯和圣饼不是为信仰的人表现崇拜吗？那为什么不看着它们？但现在不是那些东西吸引他，而是那女孩，还跪在那儿，动也不动。对他，她是无从捉摸的，好像是中空的。一件空的雨衣，被身躯丢掉。圣特瑞莎说：“这污秽的身躯。”也许她正屏住呼吸？这么久吗？他试着模仿她。30秒钟，一分钟，一分半钟，他办不到。她死了。
但那女孩专心于自己长久的跪拜这种景象打动了他。他知道，因为血开始在血管里涌动。这种感觉从前发生在他和其他女孩子的身上，当时他服了迷幻药，有些昏然，一种相同的冲动，想要与她们结合，和她们合而为一，同时又感觉到被拥抱在一种奇异满足的知觉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一种没有热情的福祉，但极度紧张。
他的心游荡，唤起其他时刻的记忆，女孩不见了。板凳是空的。年轻人跳起来，离开教堂。每个人都在那儿，活生生的，他们熙熙攘攘，他们饥渴，在这一幕里寻找那女孩是没有意义的。他的胸膛因为凄凉的焦虑而紧缩。他真想啃断自己的手指，让她这样溜掉真是白痴。他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但他知道她住在哪里。他开始奔跑起来。
他看见她时，女孩正溜过街角。那天晚上，他再度追上她，她笑了。她的眼睛发亮，好像抽了大麻。
她说，我要回家了。她径自往前走，步伐缓慢。年轻人在她身旁觉得很快乐。如果有人告诉他，那女孩不是生来任人拥抱的，他会当面笑他。
回家的路很短。突然有扇门。女孩停下脚步，抬起眼，正眼看着他。现在他才注意到她有非常性感的身材。好像他从不曾如此地渴望拥有一个女人。但是这是不同的欲望，含有某种温柔和敬意。他想这真是荒谬。然而他的声音颤抖，控制不住，他说：
“明天我能见你吗？”
在回答之前几秒的沉默里，她始终微笑着，说话时，声音里全然不带任何感情。
“明天我就要进修道院了。”
对一部电影而言，这是多么叫人吃惊的开头，然而对我来说电影到此结束。
安东尼奥尼中风十年后的电影.一个不能言语书写的聪慧老人.及文德斯这样一位帮手.一部电影能存在多少误读.
亲手打出来领会到了与读书截然不同的感觉.时间匆忙有误还望指正.
永远感谢安东尼奥尼.
摘自中译本《一个导演的故事》,林淑琴译.
9月底，平原的夜来得十分轻巧，车前灯不经意亮起时，白天就结束了。夕阳在砖墙上撒下一片魔魅的光，那是城市极抽象的时刻，那是女人出游的时分。宝谷许多城市的女人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族群。男人为了见她们而等候至黄昏。这些男人非常喜爱金钱，也非常狡猾懒惰，迈着沉闷的步伐。如果金钱叫他们不安，那么女人则抚平他们的不安。在宝谷，男人带着嘲讽爱女人。日落时分，他们看着她们走过，女人也知道。夜晚，你看见成群的男人站在人行道上谈天。他们谈女人，或者金钱。
我想拍的电影是有关在费拉拉那地方一男一女的古怪奇遇。只有不是这个城市土生土长的人才会觉得奇怪。只有费拉拉的居民才能了解一段持续了11年却不曾存在的关系。
这部电影最初的构想和我现在要说的不一样。是某次通宵在街角闲聊时，有个朋友所提议的。那是个出了名的街角一一沙瓦南罗拉大道和普雷索罗大道交会的地方。我们的头顶处有句纪念性的铸语：“在此，最卓越的诗人兼语言学家艾可雷·狄·提托·史托罗兹在夜色里惨遭袭击倒地。1508年。”这是另一个故事。
在朋友的故事中，主角是个年轻人，他爱慕一个女孩子，可是那女孩并不回报他的爱。不是她不喜欢那个年轻人，其实正好相反。直觉叫她说不。然而年轻人还是继续追求她，顽固地追了几年。城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紧跟着这对男女的进展，不时在谈论他们。可是女孩坚持要拒绝他。直到有一天天气很好，她投降了。年轻人带她去他的单身公寓，脱掉她的衣服，她让他做了。她变得驯服温柔。他准备好要拥有她。就在他要做的关头，她退缩了，对他说：
“我打败你了。”
她穿好衣服，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就离开了。
这句加强语气的讥讽语注定要在费拉拉爱情韵事的纪事上大出风头。从这句话开始，这两位奇怪的爱人的故事才真正开始。
除了在街上不经意的相遇之外，两人之间不曾见过面。但对每个人而言，她仍是他的女孩，他是她的男人。两人都有其他的奇遇、其他的情人，但两人都没有结婚。总而言之，或者拆穿了说，两人互相以抽象的忠贞酬答对方。我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就一直如此。
我碰巧看到吉尔塞培·拉伊蒙迪的书《爱蜜莉亚记事》，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故事与那件情事十分神似。也因为这样，我的职业习惯使得我想出第三个故事来结合两者的精要部分。我把故事写下来，还借用了拉伊蒙迪的一些话。文学是禁止如此的，但电影则否。因为在剧本里，文字若不是用来做对话用，而是描写内心的情境或意象的则不算，它们只是暂时被用来记载拍电影时需要知道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允许自己接受过去的诱惑。银幕总是在玩弄历史。有些导演成功地把他们心目中的历史景象拍得真实可信，他们是爱森斯坦和黑泽明，拍《安德烈·卢布列夫》的塔尔科夫斯基，或者拍《马格达列那·巴哈》的史特劳普，及拍《路易十四的权力印鉴》的罗塞里尼，或拍《2001年：太空漫游》的库勃里克。但是，这件最近的事，回忆触手可及。最重要的是，我对根据幻想的纪年史来处理费拉拉这个主意颇为心动，其中一个时期的事件得和另一个时期的混合。因为对我而言，这就是费拉拉。
西凡诺走进电影院时，差不多是五点钟。这是一家老戏院，刷绿的墙，布满陈旧发亮的光泽，叫人想起青铜的绿锈。放映的电影是一个爱情和政治的故事。不管有没有爱情，西凡诺都喜欢政治电影。他已经看了两遍《一代奸雄》。第一卷影片放完时，灯光大亮。每个人都在张望，西凡诺也一样。好奇和挑衅的目光交错着。其中一道目光振奋了西凡诺，激发他回顾。在死寂的中场休息时间，那存心淘气的眼光暗示着向他的召唤。目光来自一张并未透露年纪的脸孔，超过30岁吧！那女人张望着也让自己被他人张望，好像在问：你不记得了吗？
西凡诺混乱地记起来。当时每件事都顺着他的意思，连脸孔也如此，而这张脸他却无法定位。但室内再度恢复黑暗的时候，一阵强烈的感情涌上他的心头。在陈旧的一年结束尾随着全新的一年，11年了。忽然之间，那个模糊的费拉拉女孩新古典的侧影回到他的眼前。
一个11月的早晨，一列小火车穿越平原朝珊蝴礁去，那些地区的海变得很丑陋。可怜的太阳，那些工人正等着它，等它升起他们才可以加长排水沟。一个火车站，一辆出租汽车，一条泥泞的道路。路上一个女孩子牵着脚踏车朝他走来。西凡诺停下车来免得溅起泥浆，女孩转过头谢他，声音缓慢而严肃。
年轻人在城里的小酒馆留宿，现在那儿已改成吃饭的地方，他下来吃饭时看见女孩在那儿。有些桌上有桌巾，有些没有，工人们坐在后者旁边。他们边玩牌边吃南瓜子喝酒。西凡诺走近女孩，他们开始攀谈。然后沉默地坐了好久，之后，他们一起走出去。即使月亮也在助西凡诺一臂之力，白色的月亮散发着烟霭像是不透明的窗户。两个年轻人又开始交谈。他说了些自己的事，她告诉他她的教师生涯和贫困的童年。她叫卡门，24岁。他们的话里有些感伤，但并不多。在湿热的夜里握手，把别人认真地当一回事是很愉快的。珊湖礁的水是铁的颜色。他听到一声枪响，那表示偷鱼贼被发现了，正被追赶。
两个年轻人极为自然地亲吻，又恢复谈话。他从来不曾遇到一位能够如此自然地坦诚而谈的人，他也从没想到可能会是位女人。而她竟也对一个男人有那么多话可说。这里的人并不多话。实际上，当他们回到旅馆，她也被安置在一个房间里，他们沉默不语，好像话都说尽了。在楼梯上，他想说几句开玩笑的话来驱散正在发展的浪漫气氛，或想证明他的耐心，那也是爱的征兆。当他问起女孩的房间在哪里时，她坦白地回答，在右边的最后一间。然后她走开，把大衣腰带束紧，一个叫她更苗条更谦卑也有些屈服的姿势。她在门前回过头来仿佛在说：我等你。西凡诺从远处对她一笑。
接着他进入房里，很快乐也很平静。他用冷水洗脸，开始宽衣，什么也没想。连他也不晓得为何那女孩给了他那么强烈的男性的满足，或者他现在的心情受到她很大的影响。他好几次开门出去，想去女孩的房间，然后又一次次地把门关上，心想这样太快了，要给她时间才公平，表现得没有耐心就不够男子气。他的行为有历史为之辩护。我们得记住他出生的城市全然丧失了意志力，多少个世纪的控制，也就是教会的控制。
西凡诺躺上床，进入梦乡。夜轻盈地流逝。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下楼到大厅。他们告诉他那年轻小姐还在睡。西凡诺想起花，可是沼泽不长花。他看见餐具架上有盘梨子，便告诉经理请他把那盘梨子送给那年轻的小姐，附上一张他写的字条。
那时候费拉拉有股神秘迷人的气质，混合了漫不经心和贵族的气息，把自己奉献给当地的居民，也只限于他们了。农人每个礼拜一聚集在教堂广场做生意。活力十足的三方握手结束讨价还价。第三只手是中间人的。之后整个礼拜他们就消失了，留下模棱两可而聒噪的话语和陈旧的诉讼飘荡，把律师养得肥肥的。律师都工作过度。人们尊敬他们、畏惧他们。其中一位是地方报纸的剧评家，他和其他几位专业人士总是出现在县长邀约的名单上。那时县长被视为第一公民，常常在宫邸举行舞会。被邀请是一项恩宠。每年佛罗伦萨骑士团都会主办赛马，最后一天是阿拉伯马背竞技。那些阿拉伯人来自利比亚一一当时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他们穿戴白色的头巾和衣裳，骑着小白马，在滚滚黄沙中挥舞着月形弯刀。也有阅兵表演，因为是慈善演出，贵族也来参加。近黄昏的时候，较低阶层的女孩踩着脚踏车离开工厂，她们的裙子在风中飞扬。有许多女孩很漂亮，漂亮是因为快乐，快乐则是因为她们要去会见在旧城墙上或城墙后苎麻田里的男朋友。绿色的苎麻花扬起春情的花粉落在城市里，叫人茫茫然。连法西斯主义者也发昏了，陷进地方各种猥杂污秽的酒色里，模模糊糊是方德主义的性情。
我想深入这个主题，但是那时我的制片和我意见相左。他们特别喜欢年轻的中产阶级打网球、游荡在城市里那些复杂的寻宝活动、沿着波河乘汽艇,或者在庞德拉哥古罗对面河中央既有异国情调又有无边春色的比安卡岛度周末。那时，那条河开放了，那个岛也露出水面，像是亚马孙的一片丛林。
就在这一期间，法西斯主义显示某种正常化的趋势，偏好适度的改革，例如电影里的白色电话，受欢迎的舞厅恰如雨后春笋，商业也兴隆起来，可是艺术家缺货。一位名叫德·文契兹的画家花了不少精力绘制城市和城市周围的风景画，这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这些风景画笼罩在高更式的蓝天下，点缀着朵朵的玉米粥。那些玉米粥是云。很少人去看他的画展。 那时艺术在费拉拉是属于过去的事。
当西凡诺羡慕地看着和他同年纪的年轻人拎着网球拍走过, 同时也直觉涌起距离之感，使他立刻忘了他们。而且他正爱恋着一位他难得见面的女孩。他立刻爱上这位他从来不曾拥有的女孩,他不曾拥有她是因为出于愚笨的自尊心、受诅咒的拘谨、单纯的缺乏意志，或者出自愚昧一一他的城市特有的安静的愚昧。他听人说起那女孩。这是个小小的省城，关于卡门的消息像磁石般的吸向西凡诺，反之亦然。温柔、焦虑、嫉妒、苦恼一一各种表示男女分享生活的奇遇，这两个情人却全然各自处理。
但渐渐地，根据时间和距离的定律，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张力松懈了。例如，西凡诺搬到另一个城市阿德亚去，卡门则听任学校督察把她从一个村庄调到另一个村庄。她有个孩子，两岁时夭折。
戏院里灯亮了，电影结束了。大家急着离开。西凡诺在入口等那女人，看见她时就走上前去迎接她。不需多话。好像他们几天前才分手。没有暗指的过去。突然升起的一阵急促焦急，此时此刻紧钳着他们。他们立刻到她的住处。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前面有些白杨树，白杨树下有些咖啡桌。里面一一是个男人的房子。太像男人的房子了，若不是怕见到妒意，西凡诺会马上开口相间。所以他限制自己观察卡门。这个女人穿着比较讲究，这令他心生不悦。他向来喜欢褪色陈旧的西装，那种不会装饰也不会添减身体姿色的西装。卡门穿的这件西装紧紧贴着她的曲线，突显她脸色里某种倦意。
白杨的绿意从窗外涌入，带着一股湿意。西凡诺和卡门都觉得饿了，她做了些东西。他们吃东西时，起风了。白杨间的谈话开始。但他们俩沉默无语。也许他了解一旦打开了话匣子，他们的话题、他们的问题会粘上难以忍受的重量和不同的感受：悔意、死心、失望、惋惜、愤怒，会代替他们现在所沉浸的甜蜜。他们觉得沉溺在甜蜜里好像沉入高脚杯里似的。卡门告诉他，她刚从前任情人那儿收到一封信。她的眼睛湿了。她看着西凡诺，好像想说你不像或你从来不像那样。她把手递给他，让他握住，然后笑出声来，也许在笑她自己或在笑他们横在火腿蛋上的两只手。
事实是他们的故事联结着那么多无意义的时日，不管他们察觉与否，就在此时此地与他们同在。要赋予他们现在活着的这个时刻意义是需要他们俩都欠缺的想像力：得要一一发明——那些所有的分分秒秒、姿势、话语、墙壁的颜色和窗外的树和屋子前墙砖块的排列。
但是西凡诺所能做的就是朝女人走过去，走到她背后，犹豫一下，弯下身吻她。卡门举手推拒，动作犹豫，含意正好相反，但西凡诺退缩了。
能说的不多了。西凡诺选择离开便是其中一项。可能是因为卡门在厨房待得过久。西凡诺走下黑漆漆的楼梯，出了大门。他抬头看着空荡的窗户。两个男人坐在咖啡桌旁，前面放着两碟冰激凌，他们回过头来看他。若不是那两位证人和一个女人的名字“玛维娜”不断在他们的谈话中出现，西凡诺会走回屋内。他一心想要回去。当他走开时，觉得自己像个演员饰演别人分派的角色。
他走的街道，行人绝迹，史托罗兹被刺身死的时候，这个城市所有的街道必定也是如此。他的尸体第二天早晨被发现，裹在他的披风里，被刺了22刀，头发都被扯光了。13天前他娶了芭芭拉·多雷丽，和她住在一起。一般的谣传怪罪于艾思特的阿方索公爵，他一直爱着芭芭拉。可是巴洛蒂在他的《费拉拉士人历史记事》中加强了公爵嫉妒妻子波吉亚的论调。事实上是教皇朱利亚二世因为阿方索和法国结盟而怀恨，在艾思特大使面前痛斥他许多行为，其中还为史托罗兹之死责怪他。
但这就像我早先提过的，只是费拉拉奇遇中的一个故事罢了。
女孩，犯罪……
一开始吸引我的是她的眼睛。我也喜欢她身材的比例，她的身体往后弯曲，臀部一边靠着柜台，双手交叉在胸前，手肘前段是只长长白皙的手，静止不动但蓄劲待发，要做出叫人不能不注意的姿势。
眼睛很明亮，但目光黯淡。那黯淡的目光跳进你内心并留在那里。我忍不住想象它们在大银幕上的特写。这是很普通的一个镜头，但普通的镜头是一张许可证，帮助我进行，这是流行的假设。那眼睛不是真正看着我，而是扫过我，好像在找并不存在的东西。这个目光漂浮在沉重地悬挂在店铺顶上的休闲时光里。
女孩穿着一件蓝色的水手毛衣，城里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毛衣。这座小城坐落在翠绿的山脚下，依傍着满布白船的小小的半圆形海湾。服装店在左边，面向着海。打开店门，就可以看见船的桅杆不耐烦地摇摆。店里还有另外两个女孩，一个没那么年轻，大概是店东吧！另一个显然是店员。她们全都穿蓝衣。
店东走向我。
“我能为您效劳吗？”
不仅是走过来的方式，而且连口音也有些英国式。但我的答案却是意大利的对不起。
“只是看看。”
我回去继续留意那个靠着柜台边的女孩。她不知道我是为了她而待在那儿的。她几乎不知道我在那儿。一件破旧的“雨衣”走进服装店只是一件雨衣。身着雨衣的男人，除非他的外型特殊，除非他买东西，不然没人会注意他。那女孩做梦也没想到几分钟后，神秘的情况会降临到她身上，把她推出去，置身于陌生眩惑的世界里。她在那个顾客的股掌间，而她并不知道。我观察她时，她斜眼瞄了我一下，没有停下和其他人谈话。我努力想像那张脸之所以上相的原因。上相的标准没有定论。通常一个人如果前额宽，眼睛距离稍远，鼻子小巧，下颚不要突出，就很上相。但是明星的历史净是一堆例外，这个标准便十分可疑了。她的嗓音悦耳，嘴唇移动灵活，笑起来不会露出牙床。我立刻替她配音，顺着她嘴唇的动作说一句剧本的台词：
“我24岁，我后面有一具绿色的凉篷。你还想知道什么？”
生物学家说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学来的。这提示了：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演戏。这女孩已经在演戏了，他们一定告诉过她在店里的举止必须冷漠冷静，避免分散顾客对货品的注意力。理想的店员应该附属于她身旁的物品，不应该吸引顾客要分给货品的兴趣。她吸引我的兴趣十分正常，因为我的职业就是把人摆在他所处的环境里观察。所以我可以忙着观察那女孩，无须违反我的角色，无须引起怀疑。我在店里，游走在衣架上的西装、衬衫、皮带、皮包、领带前，倾听我背后的声音。从占满墙壁的展示橱的玻璃上，看见那三个女孩的身影，还有我自己的，依据我的位子移动，转变不同的角度。因为橱窗内的衣物和颜色改变，好像那女孩也不断更换衣服和背景，这对我很有用。
忽然，声音被打断了。店东走出去迎接一个背对着门的身体，大概是个女人。轻微的嘈杂声灌入店里，接着一片沉寂。
在沉寂中，我觉得那女孩的分量明显地增加。她没有移动脚步，但她回过头来，给了我一种模糊的信念，我感觉得到一股懒散的活力。怪异，那正是我剧本里人物奇怪的特征。她是个女孩——剧本里的人——外表文静，可是活泼性感。一个把手放在扶手上时会注意自己的手的人，穿上睡衣时会注意自己小腹的人，会抚摸触碰自己，相信自己是理想、爱情的活意象，值得获得爱情，但心底会感到不应该太依赖这个想法。从她独自一人生活开始，她除了保护自己，什么也没做，又说不出来对谁保护自己。她混乱地意识到，即使爱着他们，男人还是她的敌人。若要和他们住在一起，她就得明显浪费一连串没有明天的今日。所以她学会把自己的脆弱当做这世界上惟有的真实，其余的或许是真实或许不是（这是剧本里的话）。
我思考这些时，正坐在一家咖啡店里，面对被季节遗弃的海湾。我一离开服装店就坐下，虚构一个我没有的习惯，以便静静回溯，理出心中的头绪。同时我任目光溜达，从周围的环境和其他事件的组合中寻找刺激。
下午四点，太阳出现在这个城市里。少许的阳光滞留在房舍的前方，把山顶的树木突显出来。小城的上空洒着一片绿光，像移动的脸一样模糊不清。这些脸上有着无比的嘲讽，因而减弱了它们的戏剧性。
就在这光线里，那女孩模模糊糊地站在咖啡厅前，大概十来英尺远，无心地看着我。她停下来和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他出现的时机再好不过，让她有机会静止。她不时扯着蓝色毛衣，无疑是受到他的粗俗影响，甚至还表现出来（大概吧！）。我想她陶醉在一种平和的满足里，因为她觉得被注视的方式不比寻常。但她已经准备好抓住时机把静止转化成不同的、更活跃、更有利的一刻。她的头向右歪，做出像其他女孩子一样的表情，并非没有原因。她不想表现粗鲁，所以才慢慢来。每件事都得做得恰到好处，就像她们店里教她的一样。
在户外，她看起来更漂亮。不像和她在一起的年轻人，她没被晒黑，皮肤白白净净的。如果我能把意象和香气这么不同的现象结合在一起，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她是香喷喷的。但我没有时间细想。那女孩兴高采烈地离开同伴，用一个姿势打断他，坐在我身旁。有几分钟，她没说一句话，她甚至不像在等我打破沉默。而此刻她就在这儿，我知道一个仪式正要上演，我没有催赶的动机。我强迫自己等候所有的事都根据仪式的方式进行。
然而，每件事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以对话开场：
“我想我坦白告诉你比较好。”她冷静地说，她有些当地的口音，所以显得不太一样，“不管如何想，我宁愿告诉你我是谁。”
“我也喜欢这样。”
“我杀了我父亲，我刺了他十二刀。”
紧接的沉默是全面的。我们里里外外的每样事物都是沉默的。我相信她的内心也是如此。她一定常常在心里重组那个景象，每次吸走一点，擦拭一点。我转而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她举起手把头发往后拂，然后双手合拢好像在祈祷，注视着在港口滑翔的两只海鸥：一只抓住猎物，另一只停在水上。
“你为什么杀他？”
女孩子耸耸肩，她的姿势、她胸脯的动作混合在姿势里，比任何答案都清楚。
“什么时候？”
“一年前。”
“你被释放了？”
“嗯。我服刑三个月……接着审判。他们判我无罪。”
我看着海，海因为影子而暗下来了。我想：
“刺了他十二刀！”
但我在思考这个时，也开口说话。我说：
“你数过了？”
“他们数的。”
“在哪里发生的？”
她指着服装店，手势留在半空中。她要确定我明白就在那儿发生的。
“通常是良心不安而回到犯罪现场。”她说得很慢，有丝嘲讽，“为了刚好相反的原因，我回到那里，就住在那里。”
她暂时打住，一个擦拭清除的动作。
“你要走还是要留下来？你今天晚上想见我吗？”
我们当晚的会面为下午的会面增添了一些事。不是我想知道的细节，或动作的资料，或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不记得了。”这是她回答我的问题的答案。
第二天黎明，我又来到咖啡店，挑了张没有露水的椅子坐下。我到那个地方找寻一个角色（被一本服装杂志上的照片吸引），结果找到一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让我不能思索其他的事，连自己的事也不想。她刺了他十二刀。我自问如果她只刺了他两三刀，那实情和假设之间的区分是否就少了些？
但这不是我寻找的答案。叫人困惑的是别的事情。我觉得刺十二刀比两刀三刀更熟悉更亲密。
六点左右，太阳的第一道光从海上来，抚摸着椅子。忽然所有的事情都明明朗朗了，好像阳光下的海、海湾边的房子和其余的一切都一样。那个叫人毛骨悚然的数字里拥有那个故事所需要的一切，真实就在其中。不仅犯罪原本的实情，或是像我自己这样的外来人，或者任何人的都在其中。
我还明白了另一件事。我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带给我电影构想，同样是这个构想把我带走。除了对自己说谎，我不可能重拾自己的故事。那女孩明媚的目光在我进店时震撼了我，以悲剧的讽喻留植在我心中。我曾在街上的行人脸上看过相同的讽喻，阳光下相同的讽喻现在正抚触着万物，落在万物上，如同乔伊斯的雪，落在所有的生物和逝者身上。
怀着乔伊斯庄严的想法，我慢慢站起来，走开了。我又累又恼。好像我刚拍完凶杀的场面，但不是十二刀，我决定三刀就够了——为了谨慎起见。”
不要试着找我
玛塔离开的那天和往常很不相同。玛塔的离开是件很特殊很果决的事情，会永远钉在一人的记忆里。仿佛那样子还不够，那是个蠢透了的日子。有雨也有太阳。你看不见它，你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可是光线就在那里，而且亮得很。连雨也很狂暴。阳光如暴雨。客厅的窗户大开，阳光照进来，以云的速度缓慢滑过地板。另一方面雨则停在窗台前。
最令他吃惊的是他自己在半空荡的房间里的脚步声，微乎其微的回音尾随着他。起初那回音不在那儿，起初所有的声音像他的妻子都走掉了，像载走部分家具的卡车。声音走了，静默抵临。
她尽量养成一些习惯，却无法避免对声音的癖习。从他模仿远处钟塔的钟声而赢得赌注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像小男孩一样注意倾听。卓越的听觉对他而言也是一项发现。很快地就引发另一项发现——声音的奇迹。为什么一块铁敲打在另一块铁上会发出听得到的波动呢？为什么这些波动会消亡，而不会漫无目标地址空气中扩散呢？那些波动的感觉是如何在我们的脑海里转译成声音的呢？总之，什么是听呢？在学校他们告诉他色彩没有明确的性质。可是声音有。从那时起，他的日子就由声音代言。每个小时都有它自己的声音，细细地感觉它、分辨它，直到变成习惯，然后变成他的工作。坐在控制台前，有四十八个频道、记忆库、电子合成器之类的东西，整天沉浸在那些精致得叫人着迷的声响世界里，在一个年轻人的社会里批评我们的年纪。
甚至连电话的铃声也有不同。大部分是有冒犯性的。不是玛塔打来的，是某人向他要住址，要寄给他什么……
“拜托，什么也别寄给我。”
过了一小时，他刚从浴缸里出来（他原本毫无理由进浴缸的），又是一串电话铃声。是她。他第一个念头是“她从哪里打来的？”他问她，可是她不愿说。他的第二个念头是“她把电话挂断后，我去哪里找她？”
玛塔在电话上的争论全部针对于这一点，今天或明天，有什么分别呢？他们都知道，他们常常告诉彼此这一天会到来。他们不是明明知道吗？所以呢？所以个鬼。经常模模糊糊地想说一回事，发现自己得面对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事实是无情的，它们才不在乎我们，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痛苦。或者他无能的感觉，他整个自我的崩溃。那正是奇怪的事，他的自我，而不是他们的关系。
这次电话讲了五分钟。现在他就在那间半空的房间里，和他的整个生活面对面，冷漠得好像那是别人的生活。
他怎么会在此刻想起那个不知何处去了的小男孩呢？
一定是沉默——声音的缺席——让他牵肠挂肚。尖叫、绝望的呻吟，东西丢弃的跌撞，他在地板上笨拙的脚步，吱吱作响的玩具第二天变成玩具残骸。他的名字忽然无端被刺耳的声音大叫出来。他也学会如何弹舌头，他觉得那样有趣极了，感觉到别人看他的那一刻，真叫他得意。要浪费一天是不可能的，他特别喜欢在乱糟糟的假日里那样做，一点儿都不像浪费。
他从不后悔没有小孩。真的，第一次抱小孩在手上时，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像阅读教科书一样研究他，是一本他不喜欢的书。那些爱孩子的人迟早总会看出一些美的东西。那笨拙的小身体，那些动作记述着他不了解的逻辑，还有那些含混的话——“睡衣”说成“水水”，“故事”说成“故叙”，“玩具”说成“具具”，“眼睛”说成“眼眼”（他总是犯相同的错误，那孩子结结巴巴吐出一些声音，显然从不知道那个音的意思，是谁教他的呢？玛塔看着笑道，当然是你，家里只有你那样说话）——他发觉这些家伙既不优美也不亲昵，只是叫人反感，无可救药得缺乏典雅。可是对玛塔而言，每件事都是应该的，也就是说正常的。当她对待小孩子，和他说话时，好像他是成人；不像其他母亲对待那个年纪的小孩，她不造作，也不说哄娃娃的话。
站在窗前，双眼紧闭，他倾听雨停下来了，从眼睑处他感觉到太阳出来了。任何天气都适合玛塔：阴天、晴天、雾天、雨天、雪天，还有其他不是这也不是那的那种天气。玛塔是个年轻的女人，拥有空荡荡的过去和空荡荡的未来，像母亲一样什么也未曾遗留下来，只留下成人想法中的未来。她毫不怀疑，从不发问，也免除自己问问题的麻烦。她的希望全部集中在儿子身上，其他什么都免了。
当她倾听他的声音时，他一遍又一遍地说那也是他的儿子，有一天他觉得他们的血缘比以前更淡漠时，他确实大叫了起来。可是那小男孩混乱和急躁的原声带抹去他的良心。那个小东西把他的生活变成不和谐音，和他生活冲突。他对自己成人的生活方式流畅得像要泛滥的河水，感到很快乐。好像他的儿子在检查水流。一天夜里，他突发奇想：也许他和他的儿子毫无关联。那是个荒谬的想法，可是加上荒谬的愤怒，变成顽固的信念。怀着连他自己都认为可恶的谨慎，他开始求证他的疑念。他小心审视他的儿子，一年一年地回顾检视，看看每年的行迹是否留下可辨认的标示——那些他认为是自己天生的特质，他生理的特征。结果连相似的影子都没有，他觉得和那小男孩生疏起来，并且讨厌他。那男孩日后终会长成的那个男人，他们两个都一样。从那时起，他开始回避他们。在家的时候，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在别的房间的小男孩，他在心里把小男孩的存在和车辆来往的噪音混在一起。
同时，不知不觉地，他更注意也更爱玛塔。他不了解他从儿子身上撤离的注意力和爱也发生在她身上，她撤退了。
某天下午，她和一辆卡车回家，把一些家具和两个皮箱装上车，走了。连一声低语也没有，几乎是偷偷摸摸的。一个小时后，她在电话上告诉他为什么。在别的时候，他会知道如何回答。可是独自在那儿，在那回荡他自己话语的空虚里，他无话可说。所以两人都沉默不语。四分钟对话，一分钟沉默。纪念他们告别的前奏。
这部电影是那五年和这五分钟的故事。片名可能是《不要试着找我》，她在电话里最后说的话。
这污秽的身躯
我所借过又不曾再借的书中，有一本是我最想重看的。白色封面，黑色标题，看起来像墓碑。因为书名也是如此，听起来像墓志铭：《我的喜悦》。是位闭门潜隐的修女的日记，修女是美国人，隶属卡梅尔教派。我对苦行不感兴趣，对非理性也不感兴趣。但我相信单单只用理性是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例如理性就无法解释出世的潜隐。
我想尽办法说服一位深具影响力的僧侣让我假扮成石匠，得以进入一所遁世的修道院。在这数道墙内过几天生活，去呼吸使那些弃绝生活的女人所存活的空气，这对我像是第一步。那位僧侣欣然同意，而且还找对了地方，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的一所小修道院。但他并不认同那些修女是弃绝生活的女人这类说辞。他是个有所修为的人，进退维谷的窘境逃不过他的眼睛。一方面，所有的事物都赋予我们为何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在否定这一切有其意义。而更甚之，是深切地鄙夷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感情。
他们（那位僧侣和其他人）解释遁世的修道院是祈祷、牺牲和爱的社团。如果想在现实世界中证明这三个名词存在与否，我们就得祈祷、牺牲和爱的意义。遁世的修女在世上集结是有其渴求，可将之诠释成和上帝对话。好像有一千个理由显示把生命耗费在自愿性的隐居根本是徒劳无功的，全力奉献以救赎世界的本质也是虚幻的，其实这是逃避这世界最绝对的方法。然而，在宗教的旅程上，事物是否有用并不能依据我们对现实的观感或就我们的习惯来衡量。如果这些修女选择的是拒绝回答这种戒律的话，那她们又能给予什么样的答案呢？要了解她们的生活，难就难在不能依赖戒规的严厉或者她们体会戒规的方式，而是依赖我们——我们不愿停下来去思考她们经验的神秘性。
这不是新鲜的话题，但我也不想争辩。其他人也曾说过更权威的论述。而且，这种争论会把我们带离主题太远，可能跑到印度或更远的地方。16世纪时一手创建卡梅尔教派的圣特瑞莎提到她在祈祷时的狂喜，好像灵魂并不在躯体里，所以躯体停止了自然的热度，逐渐变冷，她只是说明一种类似印度神秘主义者打坐时狂喜入迷的状态。当时东方人修行的目标显然和西方神秘主义者相同——自我的灭绝以及和上帝合而为一。荣格警告过我们，会问这种问题是因为心理学的目标。好极了，我记不得是谁曾说过，除了个人的疯狂之外，啥也没有。如果每个人都疯狂了，那就是每个人都神智清明。何况，吸引我的毕竟只是遁隐生活的外表——我甚至敢说是视觉上的。也就是说，严厉的戒律令人窒息，甚至荒谬。
早期赋予遁世修女的渴望而饱受苦难和羞辱的特性已经消失了。现在没有修女会把脸埋进粪屎里，或用擦地板的破布来清洗姊妹的舌头。修道院已经现代化了，修女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女人一样。我把这个问题塞给一个修女，她说：“我们当然像其他的女人。处女、奉献的女人、结婚的女人、为人母的女人……就像肉体一样，人也可以给予精神上的新生，正常的母亲给予孩子形体的光；精神的母亲——如果她是真的——就给孩子另一种光，一种没有夜晚的光，上帝的光。我知道这对你来说简直是虚言妄语，其实不是。有一种爱的方式很纯洁，不为自己求些什么，只求别人好。贞洁就是这种爱。”
尽管现代化了，有些非常严厉的戒律依然留传下来，例如晚间祷告和在复活节期间斋戒的戒律。如果修女想鞭身或穿粗麻布或马布衬衣，她可以自行去做。从访问的14家遁世的修道院中，我阅读了解的印象是，连私人的友谊——被圣特瑞莎称做“忧郁的事情”——如果在谨慎的限制范围内，也被容忍。在从前，修女要是违反这些限制，就像叛教一样有罪，是要被关进牢中的。今天她们不会再被关进监牢了。这在一些文字记载里提到，但只存在公元1500至1700年之间，在那之前之后都没有。现在不再引用惩戒的方法了。如果修女犯错，院长会利用谈话纠正她，如果她继续犯错，院长就为她祷告，但不再进一步。也就是她们坚持爱，坚持怜悯，给受苦者同情。
另一项仍然有效的戒律是修女不准在服装、床铺或自己的东西上铺张色彩。如果院长看见修女系着一件什物，她会要求把东西拿走。从前人们还禁止触摸修女，或者进入她们的居室。戒律要求每个人独处。禁止谈起在餐厅里拿到的食物。我在一家女修道院时，掀起盖着修女饮食的餐巾，下面躺着一个番茄、一块面包、一片柠檬，还有一个苹果。这是一家以严厉出名的修女院，在那儿，沉默是另一条戒律，心里的祷告胜过口头的：即使有声音也必须沉默。圣特瑞莎建议：苦难或死亡应该是我们的欲望。
这段冗长的前言代表着日记里一段记事的内容，我想以此开始我的电影。想起这段领悟，我添加了一些色彩，但我尊重它的真实性。
今天我又问自己怎么会被这类主题吸引呢？我相信是这个记事最后的结语唤住了我。那个句子在主角的心里燃起飘忽的光，让他瞥见一座深渊，从中升起的不是在许多深渊里升起的那种永远之感，而是俗世的景象。一座花园深锁在危墙之内，充塞着无用的花朵。苍白的修女常常生病，但是充满肯定上帝之爱的喜悦。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和明亮的太阳，像是可恨的讽刺。
圣诞节前夕，一个多雨芬芳的黄昏。“芬芳”不是电影的形容词，但我相信电影连这种感觉都可以弄得出来。那天太阳落在远方那看来无害的云朵背后，在雨后有一会儿时间才落下，歪斜地打在墙上。那气味是湿灰的泥墙和柏油的气味。
一个男人走下一座雄伟建筑的台阶，穿过庭院，打开正门。他没走出去，站在那儿看着街道和天空。他很年轻，30出头。那天快要结束了，是个快乐、活泼、刺激的一天。菲兹杰拉德会说这是充满想像的电报不断的一天。即使连他背后的脚步声也有其联系。他回过头，是个面带笑容的女孩请他让路。年轻人让到一边，女孩经过他身边，开始往人行道走。她穿着一件并不暴露身材的雨衣，也许是副好身材呢！她步伐很大，很平稳，无声无息地走开，像无数电影一样。当她走过年轻人身边时，他想抓住她的目光，但没有成功。他不能说她在逃避他的注视。她只是把眼睛转向别的方向。
同样自然的，她让他追赶上来。她并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作出恼怒的姿态。连年轻人——现在在她身旁——也没有向她搭讪。如果她认为他讨人厌，看一眼，就够清楚了。但她没有抬一眼。那正是件奇怪的事，她一直没看他。她不需要由他的脸来安定心神。这个奇怪的女孩需要的不是安心。她浑身好像散发出一股近乎冷漠的沉着，一股冷静布满她周身的空气，布满街道，实际上，年轻人没注意到雨，也没注意到气味。他们之间的对话也一样沉静，问题也是，“你要去哪里？”答案是：“望弥撒。”“几点呢？”“快午夜的时候。”“我们快点好吗？”——她说。好像年轻人要和她一起去教堂。
教堂里人并不多，但这些人给那儿添加了不寻常的生气。等候仪式开始的时候，他们聊天、说笑、交换远方来的问候。奔跑的孩童、咕哝的老妇和从滑雪坡晒黑回来走上走下的年轻人，匆匆寒暄。声音部分是压低的嘈杂声，由尖锐的几个音加强重点，那会使录音机仪表的指针跳起来。
女孩在另一排空着的板凳上坐下。动一下手，匆促的一瞥，让她的同伴明白她宁愿独处，然后跪下。整个弥撒过程，她始终是跪着的。
年轻人是不上教堂的，他根本不信。他看着那个身影以祈祷者的态度蜷曲着，动也不动，然后等她移动，等她转头。任何表示兴趣的征兆都会是莫大的快乐。但是征兆没有出现。年轻人放弃守候，任他的心到处游荡。那些人，主持仪式的僧侣，夸张老旧的吊饰，圣乐团一成不变的声音。接着是出人意料的沉默。高举圣饼时要垂下眼睛，他老觉得不自然。圣餐杯和圣饼不是为信仰的人表现崇拜吗？那为什么不看着它们？但现在不是那些东西吸引他，而是那女孩，还跪在那儿，动也不动。对他，她是无从捉摸的，好像是中空的。一件空的雨衣，被身躯丢掉。圣特瑞莎说：“这污秽的身躯。”也许她正屏住呼吸？这么久吗？他试着模仿她。30秒钟，一分钟，一分半钟，他办不到。她死了。
但那女孩专心于自己长久的跪拜这种景象打动了他。他知道，因为血开始在血管里涌动。这种感觉从前发生在他和其他女孩子的身上，当时他服了迷幻药，有些昏然，一种相同的冲动，想要与她们结合，和她们合而为一，同时又感觉到被拥抱在一种奇异满足的知觉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一种没有热情的福祉，但极度紧张。
他的心游荡，唤起其他时刻的记忆，女孩不见了。板凳是空的。年轻人跳起来，离开教堂。每个人都在那儿，活生生的，他们熙熙攘攘，他们饥渴，在这一幕里寻找那女孩是没有意义的。他的胸膛因为凄凉的焦虑而紧缩。他真想啃断自己的手指，让她这样溜掉真是白痴。他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但他知道她住在哪里。他开始奔跑起来。
他看见她时，女孩正溜过街角。那天晚上，他再度追上她，她笑了。她的眼睛发亮，好像抽了大麻。
她说，我要回家了。她径自往前走，步伐缓慢。年轻人在她身旁觉得很快乐。如果有人告诉他，那女孩不是生来任人拥抱的，他会当面笑他。
回家的路很短。突然有扇门。女孩停下脚步，抬起眼，正眼看着他。现在他才注意到她有非常性感的身材。好像他从不曾如此地渴望拥有一个女人。但是这是不同的欲望，含有某种温柔和敬意。他想这真是荒谬。然而他的声音颤抖，控制不住，他说：
“明天我能见你吗？”
在回答之前几秒的沉默里，她始终微笑着，说话时，声音里全然不带任何感情。
“明天我就要进修道院了。”
对一部电影而言，这是多么叫人吃惊的开头，然而对我来说电影到此结束。
安东尼奥尼中风十年后的电影.一个不能言语书写的聪慧老人.及文德斯这样一位帮手.一部电影能存在多少误读.
亲手打出来领会到了与读书截然不同的感觉.时间匆忙有误还望指正.
永远感谢安东尼奥尼.
摘自中译本《一个导演的故事》,林淑琴译.
云上的日子Al di là delle nuvole(1995)
又名：在云端上的情与欲 / Beyond the Clouds / Par dela les nuages
上映日期：1995-10-27(意大利)片长：105分钟
主演：苏菲·玛索 Sophie Marceau/约翰·马尔科维奇 John Malkovich/芬妮·阿尔丹 Fanny Ardant/切瑞拉·凯瑟莉 Chiara Caselli/伊莲娜·雅各布 Irène Jacob/文森特·佩雷斯 Vincent Perez/让·雷诺 Jean Reno/吉姆·罗斯·斯图尔特 Kim Rossi Stuart/依蕾·莎丝特 Inés Sastre/彼得·威勒 Peter Weller/马塞洛·马斯楚安尼 Marcello Mastroianni/让娜·莫罗 Jeanne Moreau/恩丽卡·安东尼奥尼 Enrica Antonioni
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维姆·文德斯 Wim Wenders编剧：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