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集《我的阿勒泰》是一部收视口碑双丰收的年度佳作，不仅成功在中央1套晚间黄金档播出，而且入围了戛纳电视剧节主竞赛单元，还在上映两个月后斩获豆瓣8.9分的超高评分。

与此同时，刚上映不久，它便遭到了剧集版权来源、同名散文集读者的质疑：原作中与女主角温情互动的姥姥，为什么在电视剧里变成了奶奶？原作中以“我”及其女系家族为叙事中心，为什么电视剧却增添了分量极重的男性主角？

现代女性，传统爱情

面对质疑，《我的阿勒泰》导演滕丛丛毫不退缩，她回应道：将“姥姥”改编成“奶奶”，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扶持不一定“非要靠血缘”，而关于男性角色，“把男人从我们生活和价值中剔除干净才叫平等，那是极其狭隘的。”

如果我们脱离剧集来看，滕丛丛导演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断情绝爱并不是女性夺回主体性的唯一途径。然而“漂亮话”易说，所有论断都需要放回千丝万缕的现实中。影视作品的价值观讨论，也需要回到剧情本身。

我们审视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却发现其内核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异性恋爱情甜剧。它遵循了典型的男强女弱模式，男主是勇猛纯真的草原王子，女主是笨手笨脚的闯祸精灵，爱情的悸动与甜蜜是主要看点。而且自然险恶与物资匮乏从未构成生存性威胁，剧情是悬浮的。

言行割裂的李文秀

——也许有人并不同意，李文秀并不是一个弱势的女性，她不是始终在坚持自己的文学梦吗？她不是仗义执言，对于传统的“变与不变”侃侃而谈吗？

这里还要涉及在现实中，观众对男女主的接受度问题。许多观众盛赞巴太是完美的草原王子，是野性、原始、纯真与羞涩的终极理想。然而女主李文秀，许多观众则认为她咋咋呼呼、笨手笨脚、“厌蠢症犯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和演员周依然演绎角色浮于表面有关，然而更多地则是剧情人物本身。这个人物的表现是前后割裂、无法统一的。

李文秀的笨手笨脚是偶像剧女主式的。她经常跌倒摔跤，惹得旁人哄堂大笑；她缺乏草原生活经验，啜嗫着，“我不会骑马，我好笨啊”；她冒冒失失地去讨账，从没有考虑过行为后果；她被困在受惊的马背上，只能等待别人拯救。在传统的男权视角中，这种蠢笨是柔弱、无害，甚至可爱的。然而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当下，这种女主形象不再讨喜了。

也许有人立马反驳，这种“厌蠢”在本质上是“恐弱”，是无法与人的脆弱性和解。也有人维护道，这种笨手笨脚很真实，现实中的人就是这样的。然而一个脆弱的人，往往在其他方面展现出闪光点，例如勇敢、聪慧、执着，这样的人才是完整的。反观剧中，李文秀的几处高光，却总显得突兀、生硬、没有来由。

例如她在家族聚会中当众顶撞苏力坦，义正词严地说道，“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女人不能改嫁的传统是不对的。周依然这番课文背诵式的发言，可以看做全剧中心思想的简短总结，是符合普世价值观、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然而过去被骗钱也不敢对质的李文秀，为什么突然变得充满勇气和正义感？这番改变来自于哪里？

难道是剧情需要，于是制造出一个巴太爱上李文秀的契机？李文秀似乎成为了推动情节的工具人，故事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要让这个人物突然发作一下。她的现代女性宣言式发言，也像是编剧的嘴替和提线木偶，像是刻意制造出的高光。

就连她的文学梦，也实现得那么轻而易举、悬之又浮。巴太去马场工作的愿望，始终受到父亲的严厉阻挠，而李文秀却只是“去爱，去生活，去受伤”，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她在写作上遭受过哪些困难？她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吗？她如何在平凡生活中保持敏锐的感受力？在前往北京和留在牧场之间，她是否有过犹豫和彷徨？这些最能展现女性能动性的部分，被一笔略过。

作为终极幻想的巴太

相较于李文秀这个角色的矛盾割裂，巴太的行为动机更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个角色的人设却有着脱离现实的理想色彩。一方面，他保留着草原文明的野性、对马匹有发自心底的热爱、为人真诚热情却不拘小节。另一方面，他去除了草原传统中所有遭人诟病的成分，他没有父亲苏力坦式的大男子主义，坚定地支持嫂子改嫁，在恋爱过程中也始终尊重呵护女方的感受。这样一个有意识地剔除缺点、趋向光芒的角色，既是现代文明对他者文化的歌颂，也是女性对浪漫爱的幻想寄托，难怪乎巴太这个角色有那么多梦女。

在现实中，梦女们为巴太而倾心，与此同时，较为清醒的观众一语道破，现实中大多数哈萨克族男青年是巴太哥哥那样的，把所有家务活丢给妻子，自己在外寻欢买醉。

整部剧集以李文秀和巴太为绝对中心，以两人的相识、相爱、分离为线索。其中，女主笨手笨脚却突然口冒金句，男主原始野性却异常尊重女性。前者是故事情节本身的矛盾与割裂，后者则是故事相对于现实的提纯与虚无。这样两个相对“假”的人物，在相处过程中的悸动与吸引却摹画得相对“真”，这也构成了它撒糖、甜剧、吸引受众的基础。

“给苦难裹一层糖”

滕丛丛导演显然是非常具有性别意识的，她的首部电影作品《送我上青云》即以女性的生存境况为主题，突破性地在银幕上呈现了女性自慰的画面，可谓大胆与探索性。然而到了第二部影片《我的阿勒泰》，导演对于电影表现手法与观众接受度有了新的见解：“在《我的阿勒泰》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和尝试：我有想表达的东西，但我希望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泼给观众的。这也是我在做完《送我上青云》之后的反思，当时它的票房、受众有一定限制，我在想是为什么。你把一个表达，一种苦难，直接泼给观众，大家不见得会接受，大多数人都是趋乐避苦的。但我们可以给它加一层糖皮儿。用糖皮儿去包裹里面想表达的东西。”

有意识地“用糖皮包裹苦难”，是导演为了扩展受众群而做出的主动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在《我的阿勒泰》中，李文秀和巴太这条主线是传统撒糖式的爱情偶像剧模式，而作者想要表达的更为严肃的问题，如女性如何实现自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都交给支线去完成。所以在这部剧集中，真正鲜活而有生命力的女性角色反而是两个配角。一个是想要一个搓衣板却始终未能如愿的托肯，另一个是敢于爱也敢于不爱的张凤侠。

理想女性张凤侠

滕丛丛导演对于张凤侠这个角色的偏爱是有目共睹的。她足够真实，并不总是“正确”，富有人性。虽然她凭一己之力支撑起三口之家、作为外族人仍然混得风生水起、敢于沉沦爱情也能洒脱离去，然而她并不是一个“girls help girls”、以女性集体利益为先的典范。当托肯的婆家人来询问，托肯的亡夫是否曾经许诺过让托肯带着孩子改嫁，张凤侠并不愿意帮忙撒一个善意的小谎。她有她的原则，或者有她的局限性。然而这无法掩埋这个人物整体所散发出来的光彩与魅力。

滕丛丛导演在戏外也不吝啬对于张凤侠这个角色的喜爱：“张凤侠是我理想中的一个女性，她的心非常大，不屑于在乎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对她的看法，哪怕是她女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可能是别人的期待带来的，但我觉得张凤侠是一个真正放下这种捆绑的人。”

在《送我上青云》中，滕丛丛导演的理想女性形象是胜男那样，她在工作中比男性更加勇敢果断，在生活中也大胆直接地陈述“我想要”。然而到了《我的阿勒泰》中，导演自身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她转而欣赏张凤侠那种“不care”的女性态度。导演的电影表达手法，也相应地变得不那么“直给”了。

以苦难为点缀的糖精

如果说“给苦难包层糖”是用轻松的态度，来讨论沉重的话题，那么在《我的阿勒泰》中，苦难和蜜糖的比例则对调得失去了平衡。占据最多戏份的两个主角在人物设定上已然不接地气，而两人的最大卖点不过是“撒糖”，是在奇幻草原的乌托邦中展示传统异性恋的浪漫情调。而苦难和反思则成为了全剧的“时尚单品”，一如墙上被扶正的伍尔夫肖像、托肯始终未得到的搓衣板。它们是可供观众讨论的谈资、是无关宏旨的节外生枝、是标榜女性意识的符号。在未能充分挖掘李文秀的内在特质、无限放大巴太的理想光环的前提下，鼓励观众去爱、去受伤、去“磕糖”，则显得轻率而动机模糊。

《我的阿勒泰》是一部非常聪明的剧集，它将关于性别、关于边疆文化的讨论压缩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内，只是点到为止，从不喧宾夺主。再加上它考究的画面、用心的细节、埋藏的伏笔，因而成就了一部口碑剧集。你可以看到人们安利它每一帧画面都是墙纸、自然风光“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看到人们沉湎于小情侣的心动瞬间、臣服于巴太的甜野魅力，但除此之外并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讨论。说它是“以苦难为点缀的甜剧”，恰如其分。说它是“包裹着糖皮的苦难”，则言过其实。